外资巨头加速布局中国市场,股基净值整体上涨

日期:2020-01-11编辑作者:股票基金

威尼斯9778官方网站,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再次按下“加速键”。继今年7月“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宣布将取消基金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时间点从原定的2021年提早到2020年后,证监会发言人于10月11日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时间点——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自2020年4月1日起正式取消。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不同背景的公募基金在中国市场“同台竞技”指日可待。  10余家合资基金外资股比达49%  近年来,海外资管巨头加快布局中国市场。对于部分参与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外方股东而言,将其持股占比提高至控股比例是更为便捷的方式。  今年6月和8月,摩根士丹利华鑫和上投摩根基金就率先通过中资股东的股权转让,先后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外资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的公募基金。股权转让完成后,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和摩根大通对两家公募基金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44%、51%。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时间点的提前,或有更多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外方股东欲提升其持股占比。据统计,目前我国公募管理基金数量已达到126家,中外合资公司为44家,其中海富通、国投瑞银、国海富兰克林、景顺长城等10多家公司的外方持股比例均达到49%。  “我们对于中国市场的前景十分看好,目前外方股东持股比例为49%,且有获取控股权的想法,正在和内资股东方进行洽谈。”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人士透露。  也有合资基金高管表示,尽管短期内外方股东不会进一步提升持股比例,但外方股东早已将中国市场视为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且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充分发挥股东方的优势,与中方股东进行紧密合作。  资管巨头积极谋求公募牌照  相较于增持合资基金公司持股比例,不少外资巨头的做法更为直接,即先获取私募牌照,再择机谋求公募牌照。  2017年1月,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富达国际旗下外商独资企业富达利泰成为首家外资私募。此后,贝莱德、桥水、路博迈、安本标准等一众知名资管“大咖”接踵而至。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已有22家外商独资私募管理人在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合计产品发行数为53只。  据了解,获取外资私募资格只是上述资管巨头进军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他们一直在密切留意相关政策,并积极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争取早日获取公募基金牌照。  实际上,不少外资私募近些年来已积极从公募基金引进相关人才,包括管理层、投研团队、市场渠道、品牌运营等多个岗位。比如,原海富通总经理刘颂在2017年加入路博迈中国,负责国内私募团队和公司架构的搭建工作;原华夏基金总经理汤晓东在今年加盟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担任中国区主管。  “最近一些大型外资私募正在积极调整公司的内部结构,包括团队、投研机制、办公室布置等,一切均严格按照公募基金的标准进行。最快可能明年4月份就会提交公募基金的申请,很多公司都想赶在第一批获批。”一位外资私募人士对记者表示。

上周A股市场全线上涨,市场情绪回暖,股市四连阳,上证综指上涨2.36%,深证成指上涨2.33%,创业板指上涨2.41%。从申万一级行业看,仅休闲服务小幅下跌,其余行业均呈不同程度上涨,建筑材料、农林牧渔、房地产居行业涨幅前三。  在此背景下,股票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2.25%,纳入统计的398只产品中有388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九成。指数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2.28%,纳入统计的927只产品中有899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九成,配置房地产、建筑材料和医药生物主题的基金周内领涨。混合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1.90%,纳入统计的3249只产品中有3177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九成。QDII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0.12%,投资港股的QDII周内领涨,纳入统计的262只产品中有142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五成。  公开市场方面,上周有1900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全周净回笼资金1900亿元,资金面继续维持宽松态势,隔夜Shibor利率周内小幅下降。在此背景下,债券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0.14%,纳入统计的2672只产品中有2465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九成。短期理财债基收益优于货币基金,最近7日平均年化收益分别为2.49%、2.41%。  股票型基金方面,建信高端医疗以周净值上涨6.06%居首。指数型基金方面,招商沪深300地产周内表现最佳,周内净值上涨5.76%。混合型基金方面,浙商聚潮产业成长周内净值上涨7.52%,表现最佳。债券型基金方面,浙商丰利增强周内以4.67%的涨幅位居第一。QDII基金中,上投摩根中国生物医药周内博取第一位,产品净值上涨3.94%。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起步于上世纪初,发展至今经历了若干个经济周期,市场相对成熟。LP和GP的关系也随着行业发展更迭而不断演进。  王欧认为,在美元市场上,LP和GP定位泾渭分明,双方各司其职,这种安排为投资者关系的不断演变创造了制度性基础。  从早期阶段来看,LP不参与GP事务,对GP的要求是提供尽可能高额回报并合理控制投资风险。GP为LP提供的服务除投资收益外也相对有限,通常只是标准化服务。LP和GP可以称之为“产品驱动型关系”。  “这一时期,LP在筛选GP时,会重点考察基金的投资策略、投资业绩、团队组成、投资标的池以及合同条款等。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团队过往业绩记录,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指标体系,包括年化收益率IRR、回报倍数MOIC和现金分配比例DPI等。”他表示。  对不同性质的投资人尤其是机构投资人来说,对所投基金业绩考核不同指标的权重并不相同。比如养老金、年金等投资人注重现金分红,对DPI高低和回款速度非常关注。而现金分红压力相对较小的投资人比如主权财富基金,则要求绝对回报水平,因此MOIC相对更重要。  王欧告诉记者,随着LP不断发展壮大,机构投资人也在不断完善基于IRR的一系列内部考核指标,尤其是内部员工薪酬激励制度大部分与基金组合年度投资收益率挂钩,而年度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只能是基于IRR而非MOIC。  正是来自LP的压力,让GP纷纷顺应需求,将基金的业绩考核、投资团队的内部激励以及对LP的信息报送都逐步改为以IRR为核心。其中,帮助大型LP计算净IRR成为GP最早提供的定制化服务项目之一,由此拉开了GP对LP提供定制化服务的序幕。  传统上,比起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更关注投资的长期性和所带来的绝对回报,在IRR和MOIC之间通常更强调后者,认为“IRR只是基于一系列假设的理论计算”。所以,一些GP很长一段时间不接受LP提出的基于IRR的门槛收益率概念。  “最后一只接受门槛收益率的大型并购基金是KKR北美并购基金。这只老牌基金长期以来拒绝在合伙协议里加入门槛收益率条款。后来由于收益率偏低,同时投资人大幅缩小在并购基金的敞口,导致募资出现困难,经过与投资人艰苦卓绝的谈判后,KKR最终不得不低头,在新基金中增加了相应条款,使门槛收益率最终成为必备条款之一。”王欧说。  迄今为止,LP、GP围绕IRR的博弈仍在持续进行。王欧透露,为了提高IRR,一些GP开始在项目的投资初期使用借款投资,人为延后LP打款时间,通过上述手段提高IRR。“这种行为逐步扩散,成为业内不可言说的公开秘密之一,而LP对此也持默许态度。毕竟,更高的IRR对LP的员工来说,也是利大于弊。”  这一阶段,尽管双方此消彼长的力量变化持续发生,但本质上还是从产品出发的简单投融资关系。王欧表示,LP对投资组合的管理也基本停留在产品阶段,即不同策略、不同投资风格、不同投资地域的产品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胜劣汰。而对GP来说,则开始尝试优化LP组成,包括提高专业机构投资人比例、减少母基金占比、优化基金核心条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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